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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于日常的政治宪政主义的理论与制度建构还没有系统展开。

第一次固然是很惊喜，但是也有些失望，之前没有对话的经验，所以很多概念、处境、判断，以及路径的理性选择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因而最后就变成了非常简单的概念对立，比如宪政跟专政，或者自由跟专制。主权就是那个一，建国就是要建出一个一来。

现代政治建立在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普遍性的、平等的个体权利诉求必然要通过普遍性的国家建构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从最广义的角度界定宪法，认为宪法就是一个社会秩序，有从广义的层面看宪法，正如姚中秋所说，不仅要谈现代宪法，还要谈古代宪法。对于陈老师的工作，在宪法学界显得有些另类，但是否主流从来就不是学术产出的前提——对于学者而言，学术上的保守有时比政治上的保守更加可怕，因为学者的志业领域或创造领域就在学术层面。但为什么又提到这个叙述也不是很需要了？今天真能提出另一套叙述去取得正当性，而能完全与上一个历史叙述相悖吗？──我不是说这样一套新论述是更好或者更坏。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林刚刚才说的，我有两点不同意。

陈端洪老师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学术上认真对待政治宪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把他的绝对宪法/相对宪法或宪法/宪法律的概念范畴引进来分析中国宪法的根本法结构，这种分析需要首先撇开意识形态（无论是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民间部分人士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真对待我们1982年宪法的完整文本。任何宪法或宪政的出现实际上是终结革命的，制宪开天辟地，革命就此终结。如果放任法院对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行为不可置喙、不能控制之惯例长此以往，那必将大大损害我国司法的整体形象和保障功能，使其最终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开发区法院是违宪违法设立的审判机关》，载《法学》2005年第5期。但宪法并未对检察机关具体的监督职能作出规定，根据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之规定，检察职能主要有：（1）对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一言以蔽之，将人类纷争的裁判权授予独立的司法部门，是人类政治经验与理性构建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做法后来被人称之为沈阳模式。

在人类宪政法治史上，司法权经历由不独立到独立、由政治上不存在到政治上存在之嬗变，最终使政治性司法权担当起守护宪法之职责。[8]哈特通过研究规则得出了以下认知：法院把法律规则并非作为预测，而是作为判决中必须遵循的标准，法律规则虽有空缺结构，但其明确得足够限制（虽不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

解读这些规范条款，吾人可知我国检察院的宪法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宪法名称：《希腊共和国宪法》（1975年6月制订）法官身份保障规范：第八十八条第一款 法官应依照法律规定的资格和选举程序，以总统令任命之。[3] 有关孟德斯鸠的市民性司法权理论之检讨可参见林来梵、刘练军：《论宪法政制中的司法权——从孟德斯鸠的一个古典论断说开去》，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响应包括法院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强化人大监督职能的呼吁，作为人大二十余年监督之正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终于在2006年正式出台。

[2]伴随着三权分立理论广泛传播的是，司法独立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政制理念，并在法治政制实践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遵行。[37]我国宪法在刑事被告人的权利规范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同时公民诉讼权、公正审判权等基本程序权亦缺乏，因而宪法第135条就成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宪法上最后的救命稻草。域外绝大多数宪法都有法官身份保障条款——试看以下简表，这说明法官身份保障应提到宪法的高度，属于宪法保障。在司法改革中，法官身份保障问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更遑论根本——改善，2003年的李慧娟事件就是最好的明证。

社会的发展进步已使更新这种认知变得时不我待。而宪法又明文规定检察权是一种独立的权能。

[30]关于检察机关，1982年宪法恢复1954年宪法之规定，明确它的法律监督机关性质。[18]继而，他以马萨诸塞过去发生的诸多显例来奉告代表们纯粹的民主是多么的危险。

根据宪法，此项原则要求法院（还包括检察院）为不通晓当地民族语言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包括判决书在内的所有诉讼文书应使用案件当地民族语言文字发布。这一中国最长的拘留案，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在全国开展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整治活动。[24] 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26] 前苏联宪法第九章法院及检察机关第102条规定：苏联之审判权，由苏联最高法院、盟员共和国最高法院、边区及省法院、自治共和国及自治省法院、州法院、依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所设立之苏联专门法院以及人民法院行使之。麦迪逊亦对应给予议会充分信任的论调异常惊诧，他反问道，如果那样，又何必还要设立一个参议院，何必还要设立复审机关？他认为真相在于：对所有掌权的人，都应该加以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此报酬在任期中不得减额。

前苏联宪法规定法院行使的是审判权而非司法权。关于此类司法权的特征，理论研究上已有成熟得几乎不受挑战和争议的概括，这主要体现在它的独立性、被动性、程序性、判断性及终结性上。

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2002年10月30日，谢洪武终于被无罪释放。

[12] See Larry D. Kramer ,The Supreme Court , 2000 Term—Foreword : We the Court , 115 Harv. L . Rev. 4 (2002) .[1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在此，我们重点结合法、检、公三家刑事司法地位之实然状况，检讨如何能更好地借助司法改革的东风更为理性地规范和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最大可能地实现立宪的根本目的——保障生活在宪法之下的包括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人权。

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2、3、4款规定如下：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法官仅仅在如下情况下被免职：（a）司法委员会发现法官丧失工作能力、极度不称职或行为不检达到有罪程度。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刑事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司法制度的核心是司法权问题，而司法权问题之核心在于司法如何独立。

但孟德斯鸠对司法制衡一言未发，在他的权力制衡理念中，权力制衡与司法无涉乃毋庸置疑。此等规定是检察权被定位为司法权的重要宪法证据，检察院亦由此而被认定为司法机关。

以江西省为例，其各级检察院分别为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检察院。上下级检察院之间不像上下级法院那样是一种监督关系，它们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如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就指出：从性质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19] 参见[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310页。

而对法律的信仰其实就是对司法的信任，没有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就不可能有人民对法律的信仰，就不可能实现宪政和法治。[21]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 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5页。英国普通法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司法权走向独立的记录史，法儒孟德斯鸠正是根据英格兰的法治实践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宪法名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年9月制订） 法官身份保障规范：第三条第一款：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行为良好则继续任职，并应在规定的时间得到服务报酬，此项报酬在他们继续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这种规定在法治成熟国家颇为罕见，事实上在现实的运作过程中监督往往变质为影响、干扰下级法院的审判独立。[12]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案中确认的司法审查权，是现代司法权在政治权力话语中存在的象征与标志。

[37] 参见陈瑞华：《超期羁押的法律分析》，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2003年第1期。立法可以限定终身职法官的退休年龄。

是故，如何规范和强化法院对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法行为之司法控制，对于保障人权、彰显宪政是绝对的不可或缺。司法这种角色的转变堪称是人类司法上一次伟大的嬗变，亦为司法与宪法关系上的一次深刻革命。